《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并行

《大学》原本属于《礼记》中的一篇，后在朱子那，与《论语》、《中庸》和《孟子》合刊为《四书》，并随着朱子学上升至官学地位，《大学》亦随同四书成为家弦户诵的经典，以至出现毛奇龄所谓的“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的学术局面。而这一情形到明代的时候有所松动。明代的祝允明指出：“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愚谓《大学》、《中庸》终是《礼记》之一篇，……故愚以为宜以《学》、《庸》还之礼家。”揆诸史料，应该说祝允明是较早发出《大学》重返《礼记》的学者，然囿于朱子学的强势地位，祝氏这一主张虽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影响，但其所涵具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而后明清之际的郝敬、陈确、王夫之等在祝氏的基础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直接在其礼学著作中全文录入《大学》，尤其是随着乾嘉汉学的兴起，“《大学》璧回《礼记》”蔚然成风，且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纂、刊行的《礼记义疏》直接收录《大学》，可谓是从官方的角度肯定了《大学》返归《礼记》的主张，其所产生的蝴蝶效应，至清廷解体依然存在。但必须指出的是，《礼记》之《大学》的出现，并未取代《四书》之《大学》，反倒是形成相峙并存的态势。但“由于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注本（包括《礼记》在内），《大学》、《中庸》仅仅是在形式上重返《礼记》而已。”也就是说，《四书》之《大学》仍然称雄科场，而《礼记》之《大学》则虽有官方支持，但并不具备足以取代《四书》之《大学》的实力。无论如何，《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双轨并行确是清代《大学》诠释史上的一个特色所在。

《大学》诠释阶段性特征明显

一般而言，对于断代学术史的理解和把握，不约而同地会关涉到学术的分期问题。晚清的皮锡瑞将清代经学划分为三个特征明显的时期：以汉宋兼采为主的清初、以汉学为主的乾嘉时期和嘉道以后，以今文经学文主的时期。皮氏这一论断大致是把握住了清代学术的主流特征。而后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明确提出三变说：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就从学术特质而论，梁启超的理解与皮锡瑞大致相同。王国维则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术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稍晚的钱穆则将清代学术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晚明诸遗老时期；二是顺康雍时期；三是乾嘉时期；四是道咸同光时期。龚书铎主编的《清代理学史》则将清代划分为三个时期：一为顺康雍时期；二为乾嘉及于道光中叶；三为道光中叶至清结束。从这些代表性学者的论述中可见，对清代学术的划分主要是三期说和四期说，后者较之前者主要的不同是更为关注明清之际这一阶段，意在为清代学术的发生厘清源头。但无论何者，清代学术特征的变化用梁启超的三变说较为清晰和准确，故本文此处采纳梁启超之论。而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而言，清代的《大学》诠释史在轮廓上与梁启超、王国维所论保持一致，在学术主旨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清初主要是回应朱、王之争，中期随着王学的衰熄，旨趣转变为汉、宋之争，而晚清则经世致用特征明显，显豁出王国维所谓的“新”。

古本《大学》研究最为鼎盛

众所周知，《大学》是四书当中牵涉争议最多的经典，仅仅是版本问题就一直纷纭不断，难有定论。仅台湾学者李纪祥考证的两宋以来的主要改本就有46本，而在这众多版本中，占主导地位的无非是古本《大学》（郑玄）与今本《大学》（朱子改本）。而随着阳明心学的崛起，古本《大学》开始与今本分庭抗礼，并在明清之际“回归原典”运动的刺激下，古本《大学》引起广泛的关注，发生前述的“《大学》璧回《礼记》”的学术现象，成为乾嘉汉学兴起的一条主要线索。李纪祥对此有敏锐的判断：“返回《礼记》，即宗汉学，宗汉学即宗古本。”基于此，有清一代，虽然今本《大学》依然保持官学地位，但古本《大学》却成为士子从事学术研究的文本，颇有“科举法今本，研究宗古本”的分裂之态。实际上这一点，早在明代的湛若水就曾说过：“诸生读《大学》须读文公《章句》应试；至于切已用功，更须玩味古本《大学》”，湛氏此言可谓发了清儒的先声，只是在当时并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与同属四书的《论语》、《孟子》稳居科场和学界颇为不同。纵观清代代表性学者的《大学》注本，如王夫之、李光地、魏源、惠士奇、毛奇龄、杨亶骅、刘古愚、温飏、张文檒等皆以遵从古本为是，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清代学者在《大学》版本上的唯古本是从的取向。

改本《大学》数量较少

古本《大学》虽年代较之今本《大学》为早，但比较吊诡的现象则是，它引起学界的关注则是在朱子今本《大学》之后。更为准确地说，是到明代中期阳明心学崛起之后，不仅古本《大学》引起重视，同时改动《大学》文本亦迎来推崇和研究的高潮。而至于个中原因则在于，阳明心学对朱子学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朱子学的权威，他们两者的文本竞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即从《大学》文本改订入手，进行理学学说创新活动。”故在明代阳明心学最为鼎盛的中晚明时期，改本数量最多，可谓冠绝一时。而到清代，“考证之学兴起，学者尊注疏、复古本，力主《大学》归返《礼记》，因之清代虽有改本，已非明季之盛”，主要有胡渭改本、惠士奇改本、甘家斌改本、宗稷辰改本、章钧改本等八种，可见清代《大学》改本数量远远不及明代。

经世致用取向明显

康有为说：“夫内圣外王，条理毕具，言简而意赅者，求之孔氏之遗书，其惟《大学》乎？”康氏此言不虚，道出了《大学》所涵具的内圣外王的特质。也正是这一特质，使得《大学》在每逢世道浇漓之际，就会受到格外的重视。就清代而言，明清之际和中晚清的《大学》诠释其经世致用的诠释面向最为凸出。如宋翔凤在诠解《大学》时，“遂释‘格物’为‘器车’‘河图’‘膏露’‘醴泉’等物，以傅合《公羊》家著治升平、文成致麟之说”，刘古愚在诠释《大学》亦有类似做法，在诠释《大学》“第九章”时道：“生财则须以人力补天地之缺陷，如羲农以至尧舜之所谓则可也。孔子曰：‘来百工则财用足’，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礼》称火化之功用，《易》述十卦之制作，子贡欲用桔槔，夫子特短右袂，圣门论财用，未尝斤斤于理之而不能生之也。今外洋机器，一人常兼数人之功，一日能作数日之事，则真生众食寡、为疾用舒矣。”众所周知，孔子并不讳谈“财利”，而是主张取之有道，后宋明理学拔高“义”，致使谈“利”色变。刘古愚则通过引用孔子的话，来为其“生财”思想进行辩护，他认为儒家对于财力并不单单是理论上的，而是主张生财的，所以西洋的机器皆可引以为用的。可见刘古愚对西方知识、器械并不反对，而是主张变通以为我用。在清代《大学》诠释史上，如此事例不胜枚举，他们的诠释已经不同于其他断代学者那仅仅关注个人的德性成就，而是转向到外部经世济民上来。

要之，经典诠释既面向过去，亦面对当下，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枢纽和津梁。在后经学时代，如何让古老的经典重新焕发新的经世致用的生命本色，如何防止经典诠释变成纯粹的文献研究，如何重建我们对经典的信仰，清代的《大学》诠释的特质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典范。

（作者：李敬峰，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