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治学，“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图”为学问之必备，与“书”共同发挥应有之作用。“画图以形其妙，析段以显其义”，用图说话可以成为一种特色鲜明的诠释方法和途径。历史地看，“图”的运用不仅非常广泛，而且形态多样，图像、图式、图表、图谱等均为其类，更宽泛去看，诸如箴铭、石刻、绘画、插图、符箓亦可视为形象化的图类文献。图式之所以受到广泛应用，与其独具的诠释特色是内在相关的。与文字诠释相较，图式诠释以直观化、形象化、结构化的形式来呈现理论体系的整体结构、刻画观念体系的联结关系、表征经典内蕴的思想信息和精神范式，具有直接性、延展性、象征性等优点，这些均为经典诠释所追求的重要特性。图式诠释当然也有其局限，比如可能会导致形式的经验性、观念的固化、义理的模糊性等问题。不过，我们认为没有一种诠释手段是完美无缺的，摆脱完美主义的视角，可以更深入地发现图式诠释学的理论功能。更重要的是，所谓图式的“局限性”“模糊性”，在经典诠释中也可以通过观念的转化而发挥出积极性的作用，正如象思维的功能一样，“尽意莫若象”，对思想意涵的表述、拓展和深化，图式并非必然处于式弱之地位；从诠释特色看，图式的本质即通过观念的视觉符号化，寓目于图、由观进思，来实现观念的创制、加工和生成，构造出内蕴丰富“想象力”的 “思维动画”和“隐喻空间”，为思想的表述和再拓展提供高效的实现路径，可以成为中国哲学，尤其是经典诠释的新途径。作为一种建构性文本，图式不能像以往一样被简单视为仅是“插图陪衬”“看图帮腔”等用以辅助文字注疏的次生文本，图式自身的文本诠释价值应引起足够注意：“有一图之义，极千万言而不能尽者；图之妙，实不在书之后。”图式文本和文字文本二者理应构筑起多元互进、相得益彰的共振诠释模式。

围绕图式文献的相关研究，除开艺术学领域本来即对图式、图像格外依赖、重视外，文学、历史领域已然出现“图像转向”的研究趋势与理论实践；在注重思想深度的经学、四书学研究领域，我们不敢倡言“图像转向”，但经典诠释的“图式面相”还是值得引起关注的。从经典诠释视域来审视，其所涉及的“图”亦十分多样，包括有呈现经典中器物形制的图像类、刻画传经谱系的图谱类、补充经典注疏的插图类、解读经典及注疏体系的图表图式类等等，不一而足。朱子诠释经典时非常注重兼顾义理、象数，对图、表多有使用，这点在其易学诠释中表现尤为明显，其言礼制名物，论仁、性、学、絜矩之道等义理话题，均配有相应图式。宋以后经学范式以图释经模式逐步趋盛，实滥觞于朱子。当然，若从图式背后的象思维看，在道学宗主周敦颐那里已发先声了。不过，与易图、礼图等研究相校，学界对四书学领域的图式文本注意还很不够。

通过图式进入四书学

从文献资源的角度看，四书图式资料丰富，仅按朱彝尊《经义考》所录，就曾有林处恭《四书指掌图》、吴成大《四书图》、吴苍舒《四书图考》、吴继仕《四书引经节解图》、林起宗《论语图》、朱谏《学庸图说》、朱文简《学庸图说》、饶鲁《庸学十一图》、胡炳文《大学指掌图》、程时登《大学本末图说》、叶应《大学纲领图》、李思正《中庸图说》、瞿九思《中庸位育图说》、季本《孟子事迹图谱》等图解著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形式结构性较强、笔者称之为“儒学代数学”的《大学》，儒学史上《大学》图解文本脉络一贯，从中可窥一斑。自朱子诠解《大学》首创《大学》图，历经元、明、清，以迄近现代，诸如宋代黎立武《古大学本旨图》、元代程复心《大学章图》、明代刘宗周《三纲八目图》、清代毛奇龄《大学知本图说》、近代伍庸伯《大学》图表等等，源远流长，均可见《大学》图之轨迹，数量十分丰富。从图式类型上看，《大学》图至少包括表达思想结构型、梳理思想脉络型、彰显思想旨要型、“寓作于图”型、指点工夫进路型、图说结合型等多种类型，借助图式化的独特表达方式，《大学》图将《大学》工夫次第、主次、承接、效验等相应关系，更为概略化、一体化地排列和连接起来。

扩展地域而观，除了中国本土的图式文本外，境外儒学经典诠释对图式的应用更为繁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韩国儒学甚至形成了以图解经的诠释传统，图式四书学经典诠释文本更是不乏其例。以《中庸》为例，韩国儒学就有《中庸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中庸七图》《中庸全图》《中庸图说》《改定中庸命性图》等图式文本的创作。

我们知道，《中庸》所论性命、性情、慎独、中和、诚/诚之之道，均为儒家心性奥义之心法，朱子提出四书进学次第，以《中庸》为古人之微妙精论，宜在为学规模、根本、发越的经典学习基础上才能得窥其妙，也表明了这一问题。关于《中庸》的诠释解读，和其他经典文本一样，对文字注疏的关注仍是绝对主流。从《中庸》诠释学的角度看，不管是数量和内容，《中庸》图解都应其中不容忽视的面相。概言之，《中庸》图式中关于《中庸》分章、《中庸》主旨、《中庸》首章、《中庸》诚论、《中庸》政教论、《学》《庸》关系论、《中庸章句》、人心道心论等各个层面的理论问题均可以找到专题图式。“圣学有大端，心法有大要，揭之以为图，指之以为说，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可见图解依然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入”之功；而且诠释主题广泛全面，相应的也折射着其诠释方法的有效性。图式可以较好解读形式性较强的《大学》，或许不难理解，那么，对于儒门传授“心法”奥义之书的《中庸》，图式还能发挥如此积极的诠释价值，四书图学的诠释模式就具有了更充分的论说基础。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可被称为四书图学典范的《四书章图纂释》。此书为元儒程复心所著，共二十三卷，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分别予以图式诠释，计有700余幅图（《论语》部分最多）。从文本结构上看，此书由两部分构成，一为《四书章图》，一为《四书纂释》。《章图》涵括章句、集注、或问，分章析义，必约而为图，本末终始，精粗必备，可谓“图无巨细”，粲然可观；《纂释》以《四书集注》为准的，并取朱子语录、文集、纂疏等书及诸门人、先辈之论，参订异同，增损详略，两部分有机地组合为一体。时人对《四书章图》评之甚高，认为此著“见者易晓，卓然有补于世教”“有补于理学者甚大”。这一评价对于我们重估四书图学亦不无启发意义。

四书图学的理论价值

四书图式已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诠释传统和模式。从数量上看，四书图式的历史和资源相当厚重，以往我们不太关注的图解四书其实使用非常广泛：从思想上看，涵盖全面，重要主题都有图式；从图式形式上看，有宏观（全）图式，也有微观（分）图式，有纯图式文本，也有更多的图文结合文本；在呈现思想结构上，四书图式可以直观显明地予以全体呈现，具有文字文本所不具的独特特色；从经典的内容看，四书图式可以做到从整体结构到具体内容，并可分章以图式进行诠解；从具体内容的思想内涵看，即使性命、中和、诚等心性论议题，仍可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结构性解读，并通过核心观念的串联，引导思维的动态化和打开思想的空间性，以象思维的符号形式有效地沟通形上与形下。这些不仅显示出四书图式的数量丰富性，也表现出四书图式的形式多样性、内涵深刻性。故而，图式文本引入四书学领域，实乃十分可行的研究视角，四书图学应是值得期待的研究领域。

“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重启尘封、固有的四书图式文本，使其成为基本的资料形态，不仅可辅助、佐证、弥补文字之不及、不足之处，更可以通过“了然在目”“目击道存”的方式独立发挥其应有的诠释功用——提升经典的可读性、更好地接引初学、生动展示思想内涵的体系结构及其脉动关联、发掘文字未善指涉的思考切入点及其思想空间等等。四书图学对于纠偏四书学研究在方法和文本场域上的单一定位也将具有重要意义，和文字诠释一道，四书图式可以成为阐教授学的门径、联通思想的媒介、思想生发的载体和进德修业的指引，进而拓宽四书诠释的方法途径。四书图理应与易图、礼图研究共同构成“图式经学”的有机组成，从四书学在心性论域的理论侧重看，四书图学亦可为心性论研究提供新的思维活力，为主体的存在扩充延展出新的理论路径，使“道德性命之理，一览而尽得之”，并在“体玩警省于日用之际，心目之间”的“因图致思”“因图设教”过程中，为心性修养的工夫实证和境界扩充找到更直观的契机。

（作者：程旺，系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